如今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劳动节是一个意义不明的节日。当劳动节的历史和政治意义逐渐褪去，它唯一留给人们的也就是若干个小长假中的一个，目的不过是使人暂时脱开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短暂的休息。这样的节日好像叫“休息节”更实至名归一些。在这个节日里，我们应该庆祝什么，又该纪念什么呢？
说起劳动，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是机器上的螺丝钉，而不是坐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敲键盘。或许对于上班族来说，劳动是谈不上的，他们只是在工作。把脑力工作看作与体力劳动并列的劳动形式之一，这本身就很违背直觉。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劳动节所庆祝的更像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记忆。
然而记忆的内核尚未完全消失。记得小时候，每当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感到厌倦，同学之间就喜欢开玩笑地、故作豪迈地大吼：“学什么习啊？我要回家种地！”可是每次我一边这么说，一边难免内心发虚：我的父辈和祖辈都早已脱离土地在城市居住，种地对我来说是毫无经验的陌生领域，果真让我去种地，我又能去哪里种呢？但这也许足以说明，城市里长大的学童会不自觉地把土地当作回归精神家园的指引，农耕社会遗留下的文化基因至今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即便是被工业和城市长期驯化的孩子，对于劳动、对于自食其力的想象，依旧是最原始的农耕。土地带给人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单纯而自然。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逐渐变成一种室内的动物，日益复杂的社会人际规则把人控制在城市这个硕大肌体的一个个微小的细胞里，在野外粗犷不羁的天性正在日益萎缩和衰退。相比古人，我们是没有退路的。不管喜欢与否，只能随着现代城市文明的进程一路狂奔，在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分工网络中一条路走到黑，把自己变成一个适应现代化发展标准的“文明人”。我们这一代人早已从泥土里被连根拔除，在工厂里被加工成统一的模样，贴上合格的标签，摆在干净明亮的货架上等待出售。
我从前学写格律诗的时候，感觉最困难的就是构造写景联——那些古诗里随处可见的自然景物在我生活的世界里已经变得稀有。哪怕只是想写点树、草、江、山、鸟这些古诗中被写滥了的意象，抬起头环顾四周，也要精心搜寻一番，早已和“能写眼前真景物、真感情”差了不是一点半点。我向往土地和自然的原始冲动就这样有时冒出又被迅即掩埋。
古代文人面临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他们面临的是仕与隐的双向选择——得意时可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实现儒家倡导的理想追求；失意时可以“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回归山林和旷野，当一个淡泊逍遥的自在隐士。无论是否真的擅长农业生产，桑田、耕织、渔樵，这些词语就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随时等待他们的召唤。中国古代上千年的农业文明塑造了古今中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让我们对土地格外眷恋。秧苗的成长，牲畜的繁盛，每一滴汗水与收获之间的关系都是那么实实在在，无可置疑。土地总是让人感到温暖而厚重，亲切而踏实。儒家思想也为双向选择提供了灵活变通的处世之道。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孟子更是把“独善”和“兼济”并列；兼济天下的入世抱负一旦走不通，还有独善其身、寄情山水可以作为另一种名义上并不输于前者的人生理想。
这种心态在王维、孟浩然等隐逸诗人的笔下尤为明显。比如王维的这首《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这是一幅近似世外桃源的乡村风景画：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赶着牲畜在夕阳的余晖中返回家中，老人倚杖站在门前，心中挂念着牧童，农夫互相交谈着渐渐散去。这恬淡优美的田园画卷，让一旁的诗人歆羡不已，不禁“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起来。乡村生活的闲适安逸正是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吸引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田园诗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之下诞生和兴旺。对于田园诗人来说，陶渊明是他们的精神偶像，他们认为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天性本是如此；他们理想中的田园生活应该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耕籽。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耕读相伴，长啸赋诗，悠游自在。
田园在文人的笔下因而并非总是写实的，而是难免带有桃花源的意味，幻化成文人士大夫暂时远离尘世的一方心灵乐土。转变成一种傲世独立的精神境界和心灵自由的象征。这在隐士之风盛行的年代尤其如此。如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业所作的《田园乐》七首：“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其三）“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其五）总是免不了把平常风景和古代贤人隐士联系起来。再比如吕岩的《牧童》：“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四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以及大量存在的写牧童、渔甫、樵夫的诗，这些人物形象都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这份隐逸之趣最早的源头并非陶渊明，甚至也不是庄子，而是在《诗经》中已有表现。《魏风·十亩之间》云：
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
“闲闲”和“泄泄”都可理解为安闲自得、从容不迫的样子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这首诗的主旨是有争议的，从宋代苏辙开始，多认为这首诗表达的是君子辞官归隐的渴望，而现代学者普遍认为这首诗是采桑女对劳动和爱情的吟唱。清张芝洲等人进一步认为：“陶征士《归去来辞》，此诗乃其蓝本。”无论其主旨如何，不可否认，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存在将其解为归隐田园之作的阐释力。还是明徐奋鹏《毛诗捷渡》中说得好：“说桑者正以形仕者。”这首桑者之诗无意中说出了士大夫的心思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它所透露出的那种田家劳作中的从容和难以抑制喜悦，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的读书人，令人心向往之。
田园和土地象征着生命本源的回归，暗示着朴素自然的天性，指引着精神皈依的方向。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土地不仅是农民和国家存续的根本，同样也是暂时脱离农业生产的士大夫阶层终生的依附和寄托。每当仕途坎坷或是遭逢乱世之际，土地总能成为的避难所，让疲惫的身心得到休憩。一旦官运畅通，获得了较为可观的收入，他们最先想到的便是买田置地，修建庄园别业，公务之余便可徜徉其间，而“解甲归田”则是最理想的退休方式。
也许是因为中国人的唯物价值观，所以全部的精神依托都在此生之中，无论是进是退，是穷是达，都意味着必须用全副心力把此生过好。田园和土地正是人们在世上最亲近、最难割舍的依靠，是此生的伊甸园。在没有开启工业化生产的时代，农业就是诗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总让他们牵肠挂肚、难舍难分。
而这份审美体验的价值在今天已经变得十分可疑；“田园牧歌式”如今近乎贬义词，用来形容那些沉浸在个人幻想、毫无务实精神的无用文人。今天我们频繁地谈论着“智能时代”“认知升级”“消费升级”“互联网思维”等词，把自己变得更复杂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做事更高效、适应更快的生活节奏、追求更高层次的消费似乎才是唯一正确的奋斗方向，相较之下，陶潜们沾染着泥土气的生命哲学早已显得灰头土脸、不合时宜。
田园生活并非总是美好的，尤其是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农耕是件极其辛劳的苦差事，劳累了一整天的农夫并没有多少心思去欣赏自然之美。再加上自然灾害和官府的赋税盘剥，底层农民的实际生存状态远没有田园诗人描画的那么美好。诗人当然也注意到这一点，农耕题材的存在方式也被一劈两半，一半是闲适优雅的田园牧歌，另一半是农民生活的苦难和艰辛。“田家苦”与“田家乐”可以并行不悖。《诗经》中虽有《芣苢》《十亩之间》这样的劳动赞歌，但《七月》中农夫的控诉和悲鸣却更加深入人心。而那些得以标榜隐逸之风的诗人，首先是因为解决了衣食所需的基本问题，不必再为生计发愁。真正戮力躬耕并以此谋生的文人毕竟是极少的，即便看到他们在诗里写自己劳作，也往往是偶尔为之，或是一时兴起。比如留存下相当数量的田园诗的王绩在《春日还庄》中这样描写自己在田庄里的劳动：“傍山移草石，横渠种稻粱。滋兰依旧畹，接果著新行。自持茅作屋，无用杏为梁。”诗中夹杂着前代隐士的典故，目的还是写自己的隐居姿态和高洁的心灵，这种劳动更像是情感的象征化表达。
不可否认，享受田园之乐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田园诗在唐代的繁荣和庄园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王绩、王维、孟浩然等人都是大唐盛世之下的富贵闲人，有自己的私家庄园，因此能够在自家的田庄别业里悠游卒岁，享受隐居耕读的自由。而在厚遇文士的宋代，文人与官员群体合一，带来较为可观的收入，这些文人往往是土地主或一方父母官，他们以旁观者身份劝农课桑、考察民情，以成诗篇。他们与普通的乡野村夫、老农毕竟还隔着一定距离。钱起的《南溪春耕》很能看出这一点：
荷蓑趣南径，戴胜鸣条枚。溪雨有馀润，土膏宁厌开。沟塍落花尽，耒耜度云回。谁道耦耕倦，仍兼胜赏催。日长农有暇，悔不带经来。
诗人参与春耕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却浑然不觉劳作之苦，反而觉得闲暇时尚有余力，无事可做，后悔没有带经书来读，这真是典型的文人式的劳作。《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在诗歌文人化之后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陶渊明几乎是唯一的例外。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后代无数诗人追随和仰慕他，模仿他的诗风，但他独一无二的人生经历却是无法学来的。他在归隐之后，几乎彻底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一年到头在田间操劳，还要时时忍受天灾人祸带来的冻馁之患。他用诗歌忠实地记录下躬耕于大地的个中甘苦，用独有的生命形态决定了田园诗的内容样式。这其中有“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读山海经》）的快意闲适，同时也不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苦闷抱怨；还有“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动摇与自省。而最打动人的，是他写自己辛苦中依然坚守并自得其乐的作品：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两首诗都有写作者参与农事生活的亲身感受，前四句都从高处落笔，一是说孔圣人的入世理想既然已邈不可即，便只好谋食而不谋道，转行从事农业了。另一首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人生有道，衣食为先，四体不勤者无法获得内心的安宁，更谈不上得道了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向来为人激赏，沈德潜推为“陶公最佳之句”。正如苏轼所言：“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题陶渊明诗》）诗人把自己的内心世界放到与土地、自然交融齐一的位置，真正做到物我合一的境界，才能有如此体物之妙。此刻虽尚不知收成如何，但劳作本身就足以让诗人内心欢悦。一天的劳动结束后，他和农人相伴回家，用酒招待邻居，似乎已经和其他“陇亩民”亲密无间了。当然这是他还没有正式隐居，所以末句的“聊为”二字暗示他内心尚有不平之意。
而写第二首《西田获早稻》的时候，已经是他隐居的第六个年头了，这首诗写了他从开春到秋收的整个过程。在这漫长的大半年里，每天都需要早出晚归、辛勤耕作，还要顶着霜露的清寒收割。这里的“肆”作“从事、操作”解，“肆微勤”就是尽微薄之力劳动。这时的诗人，对田家之苦有了更为深切的感受，但并没有因此动摇，反而更加坚定了当初的决心。田园在他心目中以不仅仅是寄托一时感慨的避风港，而是真正成为了他安身立命的根本和生命哲学的旨归。谭元春评价此诗说：“每读陶公真实本分语，觉不事生产人，反是俗根未脱，故作清高。”
之前已提到，描绘田园生活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后就分成两半，一类叫做田园诗，常常和山水诗并列，景物富含象征意味，游赏多过劳动。另一类叫作田家诗、农事诗或悯农诗，残酷的写实场面，针砭时弊的愤慨。一个避世自处，一个忧心民生。到了宋代，两条线索又有打通的趋势。宋代文人多在朝中为官且待遇优厚，加上理学的发展，激发了他们的积极进取、淑世入世的精神，使得他们有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即便是以布衣终生的江湖诗人，也多喜欢褒贬时政。
宋代的田园诗继承了《诗经·七月》的写实艺术和唐代新乐府“裨补时阙”的旨趣，“于陶、柳、王、储之外，别设樊篱”（宋长白《柳亭诗话》）。如钱锺书评价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称：“到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才仿佛把《七月》《怀古田舍》《田家词》这三条线索打成一个总结，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尊龙人生就是博d88娱乐【官方入口】。”范成大的这组诗，的确有融合贯通的集大成意味。这里面有表现诗人安逸闲适之情的田园诗，有细腻描写农村日常生活情景的民俗风情诗，有倾诉农家劳作之苦的农事诗，也有反映时政弊端的悯农诗。多种题材在这里自然融汇，浑然一体，都变成作者笔下细腻生动的民间风景画：
（春日，其三）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买茶。
（晚春，其三）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夏日，其十一）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秋日，其五）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秋日，其八）村巷冬年见俗情，邻翁讲礼拜柴荆。长衫布缕如霜雪，云是家机自织成。
（冬日，其十二）范成大像一个高超的纪录片摄影师，写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心理状态，不避俚俗之语，写得极为真切可人，因此被称作“代言体”，也有学者说他“以笔记为诗”。所谓代言体，是指诗人假托农民的身份和口吻，描绘其所见所想。而且这种代言，不同于从前意象化的写渔夫、牧童的诗作，具有相当可靠的写实性。
然而，拍纪录片的和写自传的终究不同，又有多少人能从这类作品里读出精神上的共鸣和慰藉呢？